多线治疗、四次CAR-T仍遇进展，她和医生还在寻找下一种可能
2020年，41岁的王女士（化名）被确诊为滤泡性淋巴瘤3A级、Ⅳ期并伴骨髓受累。此后数年，她先后接受化疗、靶向与免疫联合治疗、临床试验、抗体治疗、放疗以及多次CAR-T细胞治疗，但疾病始终反复进展。2025年来到北京高博博仁医院后，张亚晶主任团队重新梳理既往治疗，并结合肿瘤负荷、靶点表达、血象和身体状态持续调整治疗策略。其间，自体CAR-T未能有效扩增、通用型CAR-T疗效未能持续，巨脾和血小板减少又成为新的治疗瓶颈。通过脾切除、CD22 CAR-T及后续序贯治疗，团队不断为下一步治疗创造条件。如今，王女士仍在接受治疗和动态观察，这是一段关于长期治疗、持续评估与不断寻找下一种可能的真实经历。
一线治疗后很快进展，她第一次意识到这是一场持久战
2020年夏天，41岁的王女士因持续腹痛、发热就医。
经过B超、CT、PET-CT及病理活检，她最终被确诊为滤泡性淋巴瘤3A级、Ⅳ期，并伴骨髓受累。
确诊后，她接受了6个疗程R-CHOP治疗，并完成两次利妥昔单抗维持。前期复查显示病灶明显缓解，王女士一度以为，熬过治疗后生活或许可以重新回到正轨。
然而，全部治疗结束后不久，新发淋巴结出现，骨髓也再次发现异常，疾病重新进展。
此后几年，她参加过临床试验，也接受过不同机制的靶向与免疫联合治疗、化疗、抗体偶联药物治疗以及脾脏放疗。
有些方案能够带来短暂缓解，有些方案仅治疗一两个疗程后便再次提示进展。
对王女士来说，真正难熬的不是单独某一次坏消息，而是一次次“刚看到希望，又不得不重新调整”。
三次通用型CAR-T后，疾病仍未得到持久控制
2023年，王女士的病情再次明显进展。在病友建议下，她开始了解CAR-T细胞治疗。
评估时发现，她自身T细胞状态并不理想，无法按照原计划制备自体CAR-T，因此接受了通用型CD19 CAR-T治疗。
首次回输后，她出现持续高热、呼吸困难等反应，但一个月后复查显示病灶达到完全代谢缓解。然而，这次缓解并没有持续太久。随后骨髓和影像学检查再次出现异常。
2024年，王女士又先后接受第二次、第三次通用型CD19 CAR-T治疗。治疗后均曾出现阶段性缓解，但疾病始终没有获得长期稳定控制。
到了2025年初，发热、乏力和淋巴结肿大再次出现。检查提示多处淋巴结、脾脏和骨髓受累，外周血也出现异常细胞。
与此同时，长期治疗已经使她的淋巴细胞数量和功能下降，血小板也处于较低水平。治疗选择越来越少，身体能够承受的空间也越来越有限。就在这时，原来的主治医生建议她前往北京高博博仁医院，找到张亚晶主任团队进一步评估。
来到北京高博博仁医院后，先重新梳理整段治疗史
2025年2月底，王女士第一次见到张亚晶主任。与单纯关注当前一张检查报告不同，团队首先重新梳理了她从确诊以来的病理结果、既往用药、每一次缓解和疾病进展情况。
在团队看来，此时需要解决的已经不只是“还有什么药可以用”，而是几个同时存在的问题：
当前肿瘤负荷有多高；
肿瘤细胞还表达哪些治疗靶点；
患者自身淋巴细胞条件是否适合继续细胞治疗；
血象和身体状态还能承受怎样的治疗；
当前这一步会不会影响后面的治疗选择。
在综合评估后，团队最初希望通过减瘤，为再次尝试自体CD19 CAR-T创造条件。
王女士完成淋巴细胞采集、减瘤及清淋预处理后，于2025年4月7日顺利回输自体CD19 CAR-T细胞。
自体CAR-T没有有效扩增，团队及时寻找新的治疗窗口
CAR-T回输后，连续多次监测都没有发现细胞有效扩增。即使在使用泊马度胺刺激后，也没有出现预期反应。
对王女士来说，这无疑又是一次沉重打击。但团队并没有停留在“治疗失败”这一结果上，而是结合当时的疾病状态和时间窗口，在回输后第12天及时衔接了通用型CD19 CAR-T。
新的CAR-T细胞在体内出现扩增，王女士也经历了高热、渗漏综合征、腹泻和血压偏低等反应在严密监测和支持治疗下，这些问题逐渐稳定，脾脏明显回缩，血象也有所改善。
然而，这次CAR-T的作用仍未能长期维持。后续监测再次无法检测到细胞持续扩增，进一步刺激也没有获得预期效果，同时血小板继续下降。
治疗再次来到新的岔路口。
巨脾和血小板减少成为瓶颈，脾切除为后续治疗重新打开空间
随着治疗继续推进，王女士的巨脾和血小板减少逐渐成为影响后续治疗的重要问题。
脾脏持续增大，一方面与肿瘤负荷有关，另一方面也影响血细胞恢复。
血小板过低，意味着很多治疗无法安全开展。
张亚晶主任团队反复评估后认为，此时处理脾脏并非单纯解决一个局部问题，更重要的是为后续治疗重新创造条件。
团队积极联系医联体医院，推动手术方案实施。
2025年5月26日，王女士顺利完成全脾切除。术后，她的血象和全身状态逐渐改善，发热、盗汗等症状减轻，体重也开始恢复。更重要的是，她重新获得了继续接受治疗的身体条件。
对王女士来说，这次手术也让她逐渐理解：长期治疗并不是不断增加药物，而是在每一个阶段找到最影响下一步的问题，并先把这个问题解决掉。
肿瘤靶点不断变化，治疗方案也随之调整
脾切除后，复查仍发现骨髓和外周血存在少量异常B细胞。由于当时肿瘤细胞仍表达CD22，团队决定进一步尝试CD22 CAR-T治疗。
2025年7月回输后，CAR-T细胞一度出现扩增，但很快再次无法检测到持续扩增。后续通过药物刺激及补输剩余细胞，也未获得持续效果。
此后的几个月，病情一直处于反复变化中。团队持续根据外周血检查、骨髓检查、PET-CT、肿瘤靶点检测，调整靶向、抗体及细胞免疫治疗策略。
有时异常细胞下降后又重新升高；有时新的治疗组合短暂有效，却仍无法维持。
与此同时，持续治疗也在改变肿瘤本身。原有CD19表达发生变化，过去曾经有效或理论上可行的方案已经不能简单重复使用。
王女士也逐渐理解，医生为什么总要重新做骨穿、抽血和靶点检测。
治疗面对的并不是一个始终不变的“滤泡性淋巴瘤”，而是一个会在治疗压力下不断变化的疾病。
每一次疾病进展，都需要重新回答四个问题
对于王女士这样的复发难治患者，每次疾病进展后，治疗团队都需要重新判断：
疾病现在主要累及哪里？
是骨髓、脾脏、淋巴结，还是多个部位同时存在？
肿瘤现在还表达哪些靶点？
既往可以利用的CD19、CD22等靶点，是否仍然存在？
患者现在能够承受什么样的治疗？
血小板、免疫功能、器官状态以及既往治疗损伤，都可能改变后续治疗选择。
当前这一步会不会影响下一步？
治疗既要尽可能控制疾病，也需要尽量保留患者继续接受下一阶段治疗的条件。
2026年5月，检查再次提示疾病进展，骨髓异常细胞比例升高，PET-CT也出现新的病灶。团队没有继续重复已经失效的治疗，而是根据新的靶点检测结果，调整为奥加伊妥珠单抗联合靶向治疗。
第一周期后，外周血异常细胞明显下降；6月复查时，外周血免疫分型一度未见异常。
但治疗同时也带来了血小板下降等问题，因此团队再次调整用药节奏，并重新规划后续治疗。这仍然不是终点，但至少说明，在疾病不断变化的过程中，仍然存在可以继续寻找的治疗方向。
长期治疗中，不只是看肿瘤，也要看“人”还能不能继续走下去
这些年，王女士接受过的治疗方案已经很多。除了疾病本身，她还需要面对反复检查、治疗不良反应、经济压力以及一次次疾病进展带来的心理冲击。
在她看来，与团队相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，是医生并不只关注报告上的肿瘤指标。他们也会关注她是否还能正常吃饭、睡觉和活动，血象是否能够支持下一步治疗，以及当前治疗的费用和身体负担能否承受。张亚晶主任还曾送给她一只寓意“转阴呀”的“转樱鸭”。
每次检查结果不理想时，团队会告诉她为什么要调整、目前还有哪些选择，而不是简单地说“再换一个方案”。这种理解和沟通，也让王女士在一次次治疗受挫之后，仍然愿意继续向前。
如今仍在治疗，但她不再把每张报告单当成最终判决
如今，王女士的体重已经从最低时的90斤恢复到110多斤，精神、体力和食欲也比刚到医院时有所改善。
她仍在接受治疗和动态观察。疾病没有结束，治疗也仍然存在很多不确定性。但与过去不同的是，她不再把下一张检查单当作决定一切的“判决书”。
回看这六年，她最想和病友分享三点：
Q：一次治疗没有达到预期，是不是就意味着没有其他办法了？
不一定。
对于复发难治淋巴瘤，每一次治疗后的疾病状态、靶点表达和患者身体条件都可能发生变化，需要重新评估后再决定下一步。
王女士经历过自体CAR-T未扩增、通用型CAR-T疗效未持续、CD22 CAR-T扩增时间较短等多次治疗挑战，但每次团队都会结合新的检查结果重新寻找可利用的治疗方向。
Q：为什么复发难治淋巴瘤需要反复检测靶点？
因为肿瘤并不是始终不变的。
持续治疗可能对肿瘤产生选择压力，使靶点表达和克隆构成发生变化。曾经存在的治疗靶点，后续可能下降或改变，因此疾病进展后需要结合新的检测结果重新判断治疗方向。
Q：长期治疗过程中，除了控制肿瘤还需要关注什么？
还需要关注血象、感染、器官功能、营养和体力状态，以及患者能否继续承受下一阶段治疗。
对复杂复发患者来说，维持“可治疗状态”，为下一次有效干预创造机会，同样是长期治疗中的重要目标。